事死如事生：海外的墓园文化(组图)
伦敦圣詹姆斯公园内的纪念长凳。伦敦威斯敏斯特寺走廊，二战纪念小品。伦敦海格特公墓中的马克思像。1666年伦敦大火纪念碑。伦敦的巴厘岛恐怖袭击遇难者纪念碑。
罗翔
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《论语》就讲到，对先人的追念哀思，有利于培育忠厚善良的品德。不难体会，在追逐身外之物的途中，人们面对逝者，想到生命的起点和终点，咀嚼生活颠仆和岁月沧桑，会收获更包容的胸怀，回归本真的状态。
《论语》还记录了一场争论。有学生认为，服丧三年太长，会荒废技艺、白白消耗粮食，孔子虽对此持有异议，却也认可不必太注重外在形式，更应强调情与理的交融。
观念世界投射于真实空间。生命终点所呈现的文化景观，是否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”？海外的墓园，与中国有何不同？这是一个有趣的讨论话题。
墓碑上的人生
据说，逛墓园是历史爱好者的一项特别兴趣。走出国门，更要去凭吊世界各地的伟人，“面对面”见识一下书本上的名字。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（Highgate
Cemetery）的马克思墓，就曾迎接不少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瞻仰者。
墓志铭中最醒目的那一条，是《共产*宣言》结尾的口号—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（WORKERS
OF
ALL
LANDS
UNITE）—主语直译过来是“工人”，而非德文中的“无产者”（Proletarier）。“工人”呈现于陈望道先生1920年首次迻译的中文本，“无产者”则在华岗（1932）、成仿吾（1938）和博古（1943）等革命宣传家的文本中流传。另一句墓志铭同样大名鼎鼎，体现了马克思作为哲学家的身份，以及他始终不忘变革世界的信念—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”
平凡人家的故事亦有可观之处。现代诗人冯至曾走过德国和瑞士交界一带的山谷和树林，路径拐弯处，每每少不了一块指路牌，旁边草丛中偶尔看到一块墓碣，上边刻着：“一个过路人，不知为什么，走到这里就死了。一切过路人，从这里经过，请给他作个祈祷。”—简陋朴素的句子，让诗人非常感动，让他想起小时读过的王阳明“瘗旅文”，死在古代中国瘴疠之地的异乡人，与倒在德瑞边界的过路人，都好像自己的亲人，不自觉地生发悲悯同情。
后来，冯至买到一本小册子《山村的墓碣》，牧师搜集了散落瑞士山中的墓碣文。与欧洲城市墓园近乎千篇一律“愿你在上帝那里得到永息”不同，小册子里的铭语，处处流露出乡下人的朴实与幽默。其中一则写着：“我生于波登湖畔，死于肚子痛。”还有一个教师的是：“我是一个乡村教员，鞭打了一辈子学童。”其时，欧洲正沐浴二战烽火，这些饶有风趣的文字，多少维系着一丝昔日宁静。
某年秋季，笔者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的Mont
Tremblant，沿着山间路散步。这里若是滑雪时节，也是健儿们飞驰的雪道。笔者抬头看到，路边一块巨石上，镶有金属铭牌，走近细看，是一位11岁女孩的墓碣，只有简单的一句话，“她与此山同在”（She
lives
on
with
her
mountain）。原来是一个早逝的生命，在享受冰上飞翔时，“托体同山阿”。十月的山间，层林尽染，在明晃晃的阳光映照下，一片金*，自山坡望去，视野开阔，北美壮丽的大地景观，连同石头上的文字，让人内心尤为触动。
墓地的园林化
笔者在海外旅行时，走过芬兰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处公共绿地，也即墓园，看到地上有不少碑石和后人拜访留下的鲜花，而市民在树荫下散步、读书和玩耍。华夏先贤倡导的“礼乐世界”，仿佛在异国变为现实。笔者很自然想到，如果换作国内，墓园是否还会有这样的场景？估计不行，绿树草坪哪经得起香火、纸钱和猪头肉，近于冷餐和火锅的差别—这当然是一句俏皮话，但谁能说，这不是文化差异？
“吾不与祭，如不祭”。孔老夫子开放昌明，也表示不能接受没有亲临现场的遥祭。在特定的时间（清明、春节），前往特定的场所（墓地、陵园），才是符合国人心理认同的常态，这就不难理解，近些年大力宣传海葬、树葬等新模式，响应者寥寥。
据民*部发布的《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》，全国人口每年死亡约800万，并随老龄化程度提高，呈逐年增长趋势，而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存量墓地将在10年内用尽。以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上海为例，2014年统计公报显示，全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龄人口高达387.62万，占户籍总人口的27.1%，其中，80岁及以上户籍老龄人口71.55万，而该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为82.47岁（此处不采用常住人口口径，主要考虑到养老可以异地，丧葬往往回乡）。按现行城市公墓建设标准，每单位0.5平方米计，上海仅剩的2000亩左右存量用地显得十分紧张，更何况，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提出了建设用地“零增长”的严格控制方针。但如果因此就说，“死人跟活人抢地”，似乎有些冤枉逝者，这往往不是他们自己可以决定的。
有鉴于此，早在本世纪初，北大学者胡兆量教授就撰文倡导，园林化是我国城市公墓建设的未来方向，既是开发精神文化资源，也能实现土地环境资源集约利用。来自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，园林化的城市公墓，如占地200多公顷的华盛顿阿灵顿公墓，因其宽广幽静、绿草如茵，能提升周边房地产价值10%左右；可资比较的是，北京石景山区的八宝山公墓虽然全国知名，附近却是房价洼地—无疑，大家用脚投票，将其视为“邻避设施”（Not
In
My
Back
Yard，NIMBY）。
观念的转变，不会像天气那么快，也不像四季轮回那么准时，但或许迟早到来。笔者留意过，位于北大未名湖畔的埃德加·斯诺墓，以及清华园内的王国维墓，春花秋菊，松柏长青，常有人祭扫，与师生们一起驻守校园美好时光。近年来，也时有听闻司徒雷登墓回迁燕园的呼声，这位对燕京大学做出卓越贡献的首任校长，在“别了”后几经周折，得到当时主*浙江的领导帮助，2008年入葬其出生地杭州。也许，他的遗愿未来能够实现，“归来”，重返北大校园，与妻子合葬在生前居住过的临湖轩旁。
无处不在的怀念
芝加哥大学美术史教授巫鸿，从东汉晚期的武梁祠研究开始，提出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具有“纪念碑性”（Monumentality），继而汇成文集《*泉下的美术：宏观中国古代墓葬》。尽管这一说法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不少争议，但从普通读者角度来说，这跟中国人的日常观察相契合：从《孔雀东南飞》里焦仲卿不能说服母亲，只好恳求妻子“结发同枕席，*泉共为友”，到革命志士林觉民《与妻书》中泣告“居九泉之下，遥闻汝哭声”，都可看出，他们的心中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存在，那里华美、隆重、超然—文学史料也可部分印证巫鸿引证的地下考古发掘。
笔者在海外游历时，也时常有不经意的遇见。比如，步入伦敦圣·詹姆斯公园（mess
Park），和松鼠、鸽子分享空气中富含的负离子，稍息片刻后，起身发现，椅子上刻有人名和生卒时间；走出圣·詹姆斯公园，街对面是2002年巴厘岛恐怖袭击遇难者纪念碑，圆球形碑身上刻着各式姿态的和平鸽，不知是否与遇难者202名的人数一致（其中大多数并非英国人）。又如，在欧洲许多城市（或小镇）中心的显著位置，都会看到本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士兵纪念碑，可见战争留给欧洲人的刻骨铭心记忆。再如，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寺走廊的墙上，可以见到一个铁丝编织的环境艺术小品，是对二战牺牲战士的纪念。寄托哀思品的形制或材质，大多简洁肃穆，不会繁文缛节。
墓园的形式，也是生死观的映射。俄国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埋骨于亲手栽种的树木下，“只是树林中一个小小长方形土丘，上面开满鲜花，没有十字架，没有墓碑，没有墓志铭，连名字都没有”，前去朝拜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却认为那是“世间最美的坟墓”，比拿破仑葬身的大教堂、歌德长眠的魏玛公侯墓、莎士比亚安息的威斯敏斯特寺，更感人至深。另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，长眠于圣彼得堡，其墓碑征集竞赛，共有28个方案之多。最终，碑顶是十字架和荆棘花环，象征苦难，底座刻着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卷首引言：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落到地里，就结出许多粒”，也许是想以此告诉后人，生命亦当作如是观。
如果我们同意，中西文化中，对丧葬形式的态度有差别：国内倾向于以特别的场所承载哀思；而海外诸多地方都接受无处不在的怀念方式—那么，对这种差异，能否给出一个解释？笔者想起余英时先生对《红楼梦》里“黛玉葬花”的独特解读视角。这个凄美动人的故事，经过梅兰芳、欧阳予倩的演绎，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，但观者的关注点，主要聚焦在宝黛之间的情感传递，并未在意空间关系。黛玉不肯把落花撂在水里流走，因为大观园里的水虽然干净，出了园子就未必，所以她要在犄角上搞一个花冢，把花放在绢袋里入土安葬，“日久不过随土化了，岂不干净”。
“黛玉葬花”的故事，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“生死观”：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，故有“天人相隔”之说。相对而言，西方哲学中的“向死而生”观念，本意是勇于面对死亡，珍惜有限的生命，活出自己的价值，也折射出对生与死的认识，简单说，二者存在于同一个世界。于是乎，在海外，我们随时随处可以看见对亡者的纪念，广场、街角、长凳、草地、树荫、山间……此世与彼世已融为一体。
突然，脑中冒出两千年前先哲的智语，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，细细品味，诚然。
（作者任职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。王昀，工作邮箱：wangy@）